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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大周、东宋和西宋三国本土的人口,在过去的二百年间不断增长。现在已经突破了三亿
可与此同时,大周和东宋两国,却没有大规模种植美洲的高产农作物这两国可是自带新大陆的“人民币玩家”,真正的日不落帝国主义,怎么可能让人民群众啃红薯和玉米棒过日子
番薯盛世吗这可不行。
帝国主义的人民都是要大块吃肉的谁见过天天挨家啃红薯的帝国主义
也就是说,东宋和大周的本土在人口“爆炸”,合计数量超过24亿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不仅吃得饱,而且还能吃得好。番薯、玉米、土豆这些也种了一点,但不是主食,而是副食品和零嘴儿。
主食则是大米和白面,同时各种肉类的消费量很大。根据不完全统计,一个东宋或北周的成年人,一年的各种肉类消费量平均可以达到40斤左右也就是一天一两多二两肉这些肉类可都是绿色食品
一年消费那么多的“绿色肉类”,真是奢侈的不像话,妥妥的帝国主义啊
而支撑这种帝国主义式饮食结构的,则是位于两国本土不到10亿亩的耕地,几亿亩牧场和交趾、安南、占城、爪哇等四块产粮殖民地。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位于东宋和大周本土大周本土包括日本和高丽的大约10亿亩耕地并不都用来生产粮食,有相当部分是用来生产棉花和桑树叶之类的经济作物,还有相当部分的土地采取轮作的方法经营。每年真正用来播种粮食的土地也就在五亿到六亿亩之间。
那么点土地种出来的粮食,再加上从交趾、安南、占城、爪哇的进口,不仅要供应两亿几千万人的口粮,还得喂养数以亿计的牛羊猪马。搁在两百年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当年大宋也有六亿亩耕地,不过是让一亿人口过上了吃不饱、饿不死的盛世生活。
而如今东宋、大周的人口可达到了24亿
能够让那么多人生活的跟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差不多,除了有交趾、安南、占城、爪哇的进口之外,最大的原因就是产自南美洲南天省的几个小岛和一片沙漠中的鸟粪这些岛屿上的鸟粪是极其优质的肥料,在没有化肥的年月中,对于提升土地的单产有着极大的作用。
所以从几十年前开始“人口爆炸”的东宋和大周,就开始患上了鸟粪依赖症。
特别是土地毕竟狭窄的东宋,仅仅依靠江淮、江南和交趾三块地盘要养活一亿一千多万人口,还要种植大量的经济作物,依靠的就是从南美洲进口的大量鸟粪。
一旦鸟粪的进口中断,一亿一千多万东宋人民的餐桌恐怕就要出大问题了
民以食为天,而且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习惯大吃大喝的东宋劳动人民一旦面临食品供应紧张,不闹出点乱子才有鬼呢
所以当西方大蒙古战争终于因为鼠疫走向终结的时候,东方世界大周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则开启了他们预谋已久的战争进程。
首先就是通过政治联姻将西方最强大的埃及帝国的小女皇变成武家的儿媳,以避免强大的埃及舰队站到东宋帝国一边。
然后就是突然实施的对东宋帝国的鸟粪和食品禁运
第一千四百九十六章热水器革命
大宋王朝是西历960年,由“被逼无奈”的赵匡胤谋朝篡位而建立的。
而今年则是西历1340年
也就是说,大宋王朝立国至今,已经有380年了。
当然了,拥有380年绵长国祚的应该是西宋,而不是定都江宁的东宋。
虽然东宋也以宋为国号,官家也姓赵,也是赵光义的子孙。
但是东宋的法统并不完全来自赵宋王朝的传承,而是主要来自十八州合众为国。所以东宋王朝实际上只是十八州后来变成五十州合众为国后公推的名义上的国家领袖,并不是真正言出法随的帝王。
而西宋虽然在靖康年间也历经剧变,并且为了图存求强丢掉了“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祖制,走上了军功爵的路子。
但是西宋的靖康变法还是在大宋王朝续存的基础上进行的,属于老店新开。同大周、东宋完全在一张白纸上构建制度法律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西宋的先天也相当不足,没有出海口,因此也无法获得富裕的殖民地给自己的统治输血。
另外西宋的核心地盘也比较散碎。不像大周、东宋的核心地盘都是一整块连在一起,交通非常便利的土地。
西宋的核心,关陇、荆楚、巴蜀这三块地盘相对独立,彼此之间的联系不大紧密。
而且西宋也不像大周、东宋,非常重视工商业的发展。所以必须不遗余力加强交通设施,打造国内的统一市场,从而促进了国内各个板块的向心力。
西宋的情况则不一样,因为没有出海口,本土三大板块之间的交通又极其不方便,而且还缺乏铸造货币的贵金属。
所以西宋根本没有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可能。而靖康年间的西宋朝廷也走了一条符合西宋国情的发展路线重农抑商,利出一孔。
说实话,基本上做到了利出一孔的西宋也真是倒霉,遇上了两个“人民币玩家”,自备新大陆,几乎拥有无限的资源和财力。要不然西宋多半就是另一个强秦了。
现在西宋遇上了开挂的对手,自然当不上强秦。而“重农抑商,利出一孔”的国策在实行了200年后,也到了弊端重重的地步了。
这种“利出一孔”的路子,说穿了就是不要黄油要大炮的路数,将整个社会的消费压低,仅仅满足最基本的需要,然后将节省下来的社会财富都用在军事上。等军事发展起来后,再通过战争夺取别国的财富和土地,用来补偿将社会财富都用在军事上的国民和贵族。
所以在实现“利出一孔”的头几十年中,西宋因为赶走了女真,吃掉了大理,驱逐了西凉,还入侵了蒲甘缅甸,的确得到了许多地盘。虽然这些地盘并不富庶,但是好在够大,也足以弥补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利出一孔”国策中的付出。
可是在西凉西迁后,西宋的扩张就接近了极限。
因此扩张的成本急剧增加,而受益却越来越少,以至于无法覆盖成本了。
而“大蒙古战争”就是西宋扩张政策走到极限的标志。
虽然西宋的军队仍然非常犀利,哪怕在西方不可一世的蒙古大军,也在亦列堡和碎叶河战场上吃了血亏。
但是战场上的胜利,却没有办法转换为实实在在的“战争红利”。
因为大蒙古战争的成本太高,战利品的价值又太低,根本不足以覆盖成本。
而在大蒙古战争后期,西宋发动的第三次中原大战,又一次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