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章 郭象(2/2)
(一)褒贬不一的《庄子注》
后世对郭象《庄子注》的态度确实褒贬不一。一方面,有人认为郭象曲解了庄子原意。许多学者指出郭象以己意注解《庄子》,与庄子本意大相径庭,如张远山在《庄学奥义》中认为,今传的《庄子》三十三篇,无一是全真原文,均被郭象先以儒学观点篡改曲解,郭象以注庄来反庄,用伪庄学遮蔽真庄学长达1700多年。吴昕玥和郭淑新在《郭象对<庄子>的“误读”》中也提到,学界对《庄子注》褒贬不一,盖因郭象诠释《庄子》并未完全契合原意,其诠释方法更有别于以往逐条疏解文字章句的路径,而是在对文本原意的把握之上,创造性地加以改造,进而有意识地“误读”了《庄子》思想。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郭象复兴了庄子思想,超越了时代局限性。不少学者对《庄子注》的评价极高,言“惟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推崇其为魏晋庄学思潮的理论高峰。在庄学发展史上,郭象总结了魏晋时期数十家的研究成果,把庄学发展成为一门显学,他把《庄子》书改编成流传至今的定本,并且按照玄学的思路提出了自己对庄学的理解,给后世树立了一个解庄的范例。
(二)政治追求与品行争议
郭象虽为玄学清谈大师,但热心追求权势,被批评“曲说媚势”“任职当权,熏灼内外”。郭象一生经历了西晋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积极步入仕途,从司徒掾到黄门侍郎,再到太傅主簿等职位,手握较大权力。在政治动荡的时期,他始终追随有权势的人物,如东海王司马越,为其控制朝政助力。这种对权势的热衷追求,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和批评。
同时,也存在关于其抄袭向秀《庄子注》的争议。向秀是竹林七贤之一,曾注《庄子》,仅差《秋水》《至乐》两篇未完。向秀去世后,儿子太小,无法接手,郭象乘虚而入,“以(向)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但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郭象虽然吸收了向秀很多内容,但他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是有自己个人想法的。唐代的陆德明就对向秀与郭象的注释进行对比,在《经典释文》中,他分别着录了向秀和郭象的《庄子注》,并给予郭象很高的评价:“唯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人们对完好保存下来的郭象版《庄子》和仅剩二百多条的向秀版《庄子》做过对比,在现存的条目中,向、郭完全相同的有二十八条,词义相近的有三十七条,向秀有注但郭象没注的有四十八条,而剩下的条目两者完全不同,可以说虽然有抄袭和洗稿的行为,但郭象版的注释还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郭象的《庄子》注释,是在向秀注文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是向秀启迪了郭象,也可以说郭象的《庄子》是向秀与郭象二人合力完成的。郭象的《庄子》有着很明显的时代特色,他这部庄子着眼点放在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在这部被自由者视为经典的着作中,完成自然与世俗的融合。
四、郭象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一)个体主义思想的代表
郭象成为中国古代个体主义思想潜流的代表人物,其个体主义在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观、社会历史观和美学思想等方面对中国主流思想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否定性和独创性。
在本体论上,郭象提出独化论,认为事物的存在发展都是自我独立的展开,不存在任何造物主。这种观点与传统的以“有”或“无”为本体的观念不同,强调了个体事物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在认识论方面,郭象的独化论也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既然事物是自我独立展开的,那么对事物的认识就不能依赖于外部的权威或既定的观念,而需要通过个体的观察和思考去把握事物的独特性。
人生观上,郭象倡导在名教与自然的结合中寻找人生的价值。他认为人们应该顺应自然,同时克己复礼,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这种观点既肯定了个体的自由和自主性,又强调了个体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
社会历史观中,郭象主张顺时而变,认为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的过程,个体应该顺应社会的变化。同时,他对“圣人”作出独特的阐释,主张臣民自治,强调个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美学思想上,郭象对个体感性生命的肯定和对审美体验的阐发,体现了个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他认为“性各有分”“适性则一”,只要满足了事物的本性,就能达到美的境界。这种观点强调了个体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与传统的以统一的标准衡量美的观念不同。
总之,郭象的个体主义思想对于中国主流思想具有极大的挑战和创新意义,成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一股潜流。
(二)对魏晋玄学及后世的影响
郭象标志着魏晋玄学的成熟与终结,代表着玄学的高峰。此后中国思想进入佛玄合流时期,郭象的玄学起了重要作用。
在魏晋玄学的发展过程中,郭象的独化论综合了王弼“贵无论”和裴頠“崇有论”的思想,提出了自己关于有无的看法,为人们达到“玄冥”之境指明了路径。他的《庄子注》广泛吸收了当时各家《庄子注》的成果,集其大成,在当时代表了玄学发展的高峰。
魏晋玄学发展史中,玄学家们对自然和名教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郭象论证了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把儒道说成是一种圆融无滞体用相即的关系,在更高的程度回到玄学的起点,成为合题。从思辨的角度看,合题既高于正题,也高于反题。
此后,中国思想进入佛玄合流时期。郭象的玄学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佛教的缘起理论与郭象的独化论有相似之处,都强调事物的相互依存和合共生的关系。郭象的玄学思想与佛教思想相互融合,共同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在庄子学史上,郭象所删定的《庄子》三十三篇本成为后世的定本,人们对《庄子》的各种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本子和郭象注的基础上进行的。如东晋时期,徐仙民、李弘范作音皆依郭本;唐初,陆德明依郭象注本而作《庄子音义》,成玄英依子玄所注三十篇为《庄子》作疏解;宋初,王元泽仿郭氏《庄子注》体例着《南华真经新传》;明、清时期,众多学者或以郭注本为底本,或引郭注以为立论的依据。甚而至于,庄子学史上还出现了不少直接整理、研究郭象《庄子注》的着作。
总之,郭象的玄学思想对魏晋玄学及后世的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